(八)我
文ge一开始，我们的生活就统统被打乱了。
我阿娘看到外面造反派、红卫兵冲冲杀杀，到处乱抄家，她说这是犯上作乱，要翻天了。阿娘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这么一惊吓，便提早离开了人世。
本来，阿婆每月有生活费六十块。文ge一来，香港的钱就断了。儿子是资本家，住淮海路培文公寓(妇女商店楼上)，没有逃脱抄家和扫地出门的命运，被迫将她生活费一下子减到了每月十块(那时最低生活标准是每月八块)。阿婆大手大脚惯了，再说房钱和水电费每月就要五块，这十块钱她怎么够用。我父母商量后，决定给阿婆的每月十五块钱照旧，算是给她的生活费。我则和阿哥、阿妹到食堂吃饭。从那以后，阿婆就开始为了生计而带孩子。
我工作后，阿婆就不再带孩子了。我父母就以我的名义每月给阿婆二十五元生活费。在阿婆眼里，就是我和海伦在养她老了。逢年过节，阿婆带过的孩子都会带上他们的礼物来看望阿婆，看到这些成长起来的孩子，她有说不出的欢喜，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六六年暑假前，新学年的课本发下没几天，就统统被学校收了回去，说里面有封、资、修的东西。等新学年我们再拿到书的时候，发现一些课文被贴掉了。
文ge初期，学校搞起了什么“停课闹革命”，因为上面说老师们在教室里放毒。放毒，放什么毒？我们怎么一个也没被毒倒。
那天周老师刚进教室，两个高年级学生就跟了进来，手臂上还缠着红袖章，一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丑样。他们在黑板前神气活现地指手划脚，周老师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们，其中的一个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很大的字：“停课闹革命”，后面还有三个感叹号。那字很蹩脚(差劲)，我敢说，我的蟹爬字也比他的强。写好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根本无视周老师的存在，扬长而去。周老师想在黑板上写什么，但又不敢擦去那几个革命的字，稍微迟疑了一下，默不作声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停课了！”也不知谁先叫了起来，接着一些人就跟着瞎起哄。一些同学跳上了登子，有的站在到桌子上，欢欣鼓舞，欢呼雀跃，上蹿下跳，手舞足蹈。他们终于不要读书了，开心啊，天亮了，解放了。徐敏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不会留级了，是吗？”我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这时，我发现她的眼泪又要出来了。
书是不要读了，但学还是要上的，那是去干革命。升旗时，雄壮的国歌不奏了，用“东方红”代替，还要连放三段，要一动不动站那么长时间真要有点内功。我们每天到校就是听听广播、读读报纸，再就是背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记念白求恩)。那天发(毛主席语录)，当时称为请红宝书，学校里是锣鼓震天，可发到手里一看，那封面不是红的，是白皮简装本，大概工厂来不及印。过了几天，又发了个红套子，把宝书包起来。
我们除了读读那些东西外，就是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是头等大事。我们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三家村，怎么批。不懂没关系，报纸广播里怎么批，我们就照葫芦画样。大字报不会写，可以抄啊。我们到淮海路，那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贴了揭，揭了再贴，墙壁是上是厚厚的一层。我们还到光明和比乐中学去抄，中学生的大字报对我们更有用些。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抄大字报，有的人字越写越好，大量的抄写，等于多练毛笔字比划，所以提高极快，后来堪称书法家。我抄的不比人家少，而字却越写越坏，怎么会如此结果呢？我至今没搞清楚为什么(任务观点，攀比速度，胡乱应付？)。
回到学校，我们就去领毛笔、墨汁和纸张。一篇篇超水平的大字报纷纷出笼。墙上帖满了，我们在教室里拉满绳子，大字报像衣服一样凉着，把教室打扮得玲琅满目，有点像现在的圣诞晚会的装饰。我们还比赛，看谁的大字报写的长，字写得大，反正那些东西现在随便领，以前领两支粉笔都费劲。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sh碰上了特大寒流，冷得像hlj但停课闹革命却被我们闹得是热火朝天。
也不知是谁的规定，少先队员都成了“红小兵”，人人一杆红樱枪，要保卫毛主席。学校也学起了部队编制，学校是团级，年级称连，班就是一个排。
那时中学生搞起了“大串联”，从韶山到井冈山，从延安到bj有的还要走长征之路，乘车不买票，吃饭不付钱，睡觉全免费，游遍祖国大好河山。德明大哥六六年大串联到bj八月十八号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我们小学生人小，不敢出远门。但我们不甘寂寞，就到公交车上去宣传******思想(不知谁发明的)：背几段毛主席语录，再唱几首语录歌，我吹吹笛子，吹得最多的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有段时间，公园门前排队候车的小学生比乘客还多。说白了，就是乘车不买票(好玩)。
从那时起，我们假宣传mao泽东思想之名，免费乘遍sh几条主要公共交通线，有时也走走路，也算串联大sh北面四十六路到汶水路，南面五十六路到苗圃。延安东路外滩乘五十五路汽车到五角场，在浦东陆家嘴上八十一和八十二路，沿江一南一北。在静安寺跳上六十二路一直可以乘到pt区边边上，沪上七十一路很有名，它东起延安东路外滩，往西一直到cn区天山新村(所谓的两万户)，听说过古北路即是sh县地界。
那时苏州河的桥和黄浦江的渡口基本上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苏州河外白渡桥到江宁路桥，浦江摆渡从延陆线(延安东路、陆家嘴路)到周家渡(江边码头，十八路电车到底)，饱览了sh的山山(高楼大厦)水水，大家玩得很尽兴，反正停课闹革命，大家不读书，时间不要钱。可恨的是，当时郊区长途汽车不让宣传队上车，真是反动透顶。我们也就失去了免费郊游的机会。
文ge初期，我们除了天天外出看游行，集会，辩论，有时还有小武斗，我们基本上每天sh一日游。我记得玩得最多的是老城隍庙、公园和外滩，游外滩不要钱，但老城隍庙豫园门票太贵，每天一角如何负担得起。我们就动脑筋，想办法。
那时大家的精力都放在抓革命上，游豫园的人不多，九曲桥上也就几个外地红卫兵在晃悠。豫园正门有人把守收门票，有点麻烦。我们便转到边门(只出不进)，那看门的整天无所事事经常打瞌睡，我们正好趁机。边门的围墙很有特色，几条长龙静静地卧在墙头上，墙的一头昂着龙头，另一头摆着龙尾。外地红卫兵说龙是“四旧”，便把龙头砸烂了，因为他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围墙很矮，也就一人多高，加上我们几个都是好身手，翻墙如履平地，每次都轻易得手，省下一大笔旅游费。德明便出新花样，他要堂堂正正地走进去。我们趁看门的一闭眼，便一闪而入。
那时sh几乎每天都有大集会、大游行，有的单位批斗好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要游街示众。反正每天都有新鲜的，我们就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次反美示威大游行，它的规模不仅仅限于中国大地，全世界革命人民几乎都动了起来(大概受了中国革命的影响)，包括帝修反(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又称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国家的革命人民。一九六八年四月，美国反种族歧视、争取黑人人权的黑人精神领袖马丁路德金被种族主义者杀害了，引发了全美反种族示威大游行。
为了支持美国黑人的革命行动，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便掀起反美浪潮，举行示威大游行，声援美国黑人，要把革命红旗插遍亚非拉，与帝修反决一死战，因为中国人民要把世界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我们几个早早就到淮海路等候，那个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啊，把国庆大游行都比了下去，因为人人都可加入。如你想跟着游行队伍一起散散步，很方便，只要你插到队伍中，就是其中一分子了。领队的就会给你一面标语旗，你所要做的就是跟着喊喊口号，挥挥标语旗。
最有意思的是一辆大彩车，满载着五颜六色的各国革命人民缓缓向前。车上五个革命人民(五种颜色)，每人手里拽着一根绞索。套着绞索的是五个帝修反分子(全化妆成白人，高鼻梁，黄头发)。他们有的左顾右盼，想看看观众里有没有认识的人；有的嬉皮笑脸，两只大拇指插进裤袋，有点像荡南京路淮海路的阿飞；有的垂头丧气，大概绞索太紧了点，也许是走累了。那五根绞索一紧一松，看上去像那五个苦命的家伙拉着抛锚的大彩车在往前走。革命群众的想像力十分丰富，这大大地增强了示威游行的娱乐性和可观性，也让我们大饱了眼福。德明说那些人太天真了，要是帝修反那么好对付，就没有必要大游行，直接打过去就是了，反正我们有原子弹。
一天德明告诉我们，他大哥、二哥学校的学生都打过校长和老师。我们三个立刻警告他，不许他胡来，我们知道他的心思。虽然那时批判师道尊严甚嚣尘上，但书上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打老师就像打自己的父母，你怎么下得了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小时候(三国)等古代小人书看多了，尊敬师长已根深蒂固。
文ge最乱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斗老师。不过斗归斗，从来没有对老师动过手，那全靠王校长治校有方。那天两个老师站到了台上，王校长首当其冲，另一个是后来教我们英语的陆老师。
以前我们不知道她是教什么的，大字报揭露她里通外国。原来她是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还是什么校花，洋气十足。毕业时不肯去外地，赖在sh吃闲饭(资产家庭)。她人白得像白雪公主，长得漂亮不说，个子比一般的男人高半个头，她还嫌不够高，再加一双高跟鞋，穿得是花枝招展，整天在学校里走猫步。现在那些时装模特儿都是经过加工和化了妆的，比起我们那时先天美的陆老师真是差得太远了，她生不逢时啊。
王校长和陆老师都低着头认罪呢。批斗会开到高潮时，几个高年级的捣蛋鬼冲到台上，想揍几下陆老师，趁机楷楷她的油(调戏她)。只见王校长眼皮微微抬起，那几只刚刚伸出的拳头就像触了电似地缩了回去，他们从心底里惧怕王校长的目光。王校长那神奇而严厉的目光给了我们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样折腾了一年有余，上面来了个精神，要“复课闹革命”了，就是要我们一边读书，一边闹革命。
又要上课了，可闹了那么一阵子，有几个人还想好好读书呢？读书苦啊。课是复了，文化课的份量却大大地减轻了，作业也少多了，再也不敢提什么课堂纪律，那是“智育第一”，压制革命学生。
那些不想读书的家伙都抢着坐最后一排，那里讲废话，玩东西，看小人书老师根本不管。还想读读书的同学都坐在到了前排，林媛更是一马当先，从最后一排坐到了第一排。在她的影响下，海伦和丽华都坐到了第一排，我和大铭也被拉了进去。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复课后不久，学校里开设了英语课(以前只有中学才教外语)。外语不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吗？为什么要在最革命的时候学呢？这是不是革命的需要？果然，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不知什么原因，大家对外语课都比较感兴趣，大概觉得它好玩。再就是陆老师人长得漂亮，她在讲台上一站，很吸引人的。当然，在班里要数我对英语最有热情。这要归功于我哥装的带有短波的半导体，我收到了bj电台的英语广播，还有就是北朝鲜的英语广播，里面女人的英语讲得非常动听。
后来，从小黄家的那架四波段半导体中，我们收到了********的“英语九百句”和bbc的英语课程。这样，我学英语的热情更大了。
在那个年代里，全校要数我们班读书最卖力。是周老师有办法，连骗带哄，想尽办法让我们多读书，她说知识总是有用的。那个时候，说这种话是要有点魄力的，现在才知道那全是金玉良言。在培养我们读书热情上，老师们是冒了很大风险，下了很大功夫，可谓是呕心沥血。但总的来说，我们读书的劲头大不如前。
就这样，大家希里糊涂混到了小学毕业。我们原来小学的同班同学都进了同一个中学，不久又编回到了同一个班。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正好碰上七一年和七二年所谓的“回潮”时期，就是学校开始抓教育质量了。lin彪事件发生后，文ge运动好像缓了下来。各行各业“复辟”有所抬头。特别是七二年******复出，大力整顿教育系统。后来，这被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在中学，我们又碰到了最好的老师，我们班在全年级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记得班主任丁老师变着法子让我们多读书，他说今后就是工农兵选送上大学也要文化考核。那时学数学，班里不少同学都自己先预习，有的同学还能背平方表，我还专门去向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朱老师请教后几章节的问题。这在今天看来跟本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这样做确实是要有一种动力的，德明却认为我用功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拿成绩当敲门砖，为今后上大学搭桥铺路。
七二年初，sh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业余英语广播讲座。一时间，sh掀起了学外语的热潮，我被卷了进去。
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跟电台学英语。台里都是一些优秀的老师，其中就有我后来就读的sh师范学院的甘仪凤老师。我读完了初级班和中级班的课程，有了相当的英语基础之后，我开始寻觅更深的教材。我在学校教室下面的sh旧书店(淮海路、思南路)买到了整套的(许国章英语)，这在当时应该是大学课程了。
后来，学校老师告诉我，据他们所知，那时的学生中有两人在自学大学课程，一个是我，自学英语。另一个是林媛，自学微积分和其它大学课程。
那时虽有文ge的干扰，我们前途迷茫，但大多数同学学习认真，因为我们坚信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学生还勇敢地走上讲台，交流自己学习方法和体会。小芬同学给大家讲了“工基”中的磁力切割原理，我也羞羞答答到其它班级散播自己所谓的英语学习巧门。记得一次“农基”(农业基础知识。****其间中学课本，覆盖生物、动物和植物学)考试，老师要求同学自己培养“九二零”赤霉菌(一种植物生长激素)，碰巧实验室的恒温箱坏了，大家就土法上马，把试管放在腋窝下保温，硬是培养出了菌种。一道“工基”题考试要求讲出高炭钢和低炭钢的区别，一个同学别出心裁地将低炭钢比作为条头糕，而把高炭钢形容为脆麻花。当时我不明白他这么比喻的动机是什么，有什么高明之处，以为充其量也就是张冠李戴，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十年以后，我在大学教一篇英语课文时才恍然大悟。它讲的是一个外国的中学生，他举出许多例子，阐述了种种用气压仪测量教学楼高度的方法，偏偏不用老师教的标准答案，相当幽默。
虽然那时我们并没学到更多的文化课知识(和现在比)，但我们积极走出校门，广泛接触社会，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学校组织开门办学，参加社会实践，文化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中学，我们既学工又学农还学军，毕业前夕我们参加了学商活动，去站柜台。
在sh搪瓷三厂和川s县花木公社花木大队，我们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和农民学习，认认真真地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在兵营，我们接受简单的军事训练，培养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学商中，我们面向社会，了解社会。亲身的经历，深刻的体会，使我们受益非浅，学到了许多课堂里根本学不到的东西，为我们今后走出校门踏上社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七三年ji鹏飞外长出访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将其制成新闻记录片：(ji鹏飞外长访问欧亚四国)，在全国放映，其热门程度远远超过当时罗马尼亚进口电影(多瑙河之波)，票子相当紧张。我和德明在红旗新闻电影院门口从吃中饭一直站到吃夜饭像讨饭一样等退票(五分一张，原价，那时没有黄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开场前五分钟，等到了两张票子。只记得进入红旗电影院，要经过一条很长的走廊才到达放映厅。
这是文ge后，也可以说是解放后第一次让老百姓直观地了解西方社会。英国和法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多少知道一点，sh就曾被赞誉为东方的巴黎。但伊朗和巴基斯坦原本是贫穷国家，就这么短短的几年，他们的城市就建设得如此的美丽和现代化(和当时的大sh比)，真是触目惊心，让观众目瞪口呆，我们确实是大大的落后了。这影片给我触动很大，印象很深，有了一种冲动，萌发了以后一定要出去看一看的念头。
临近毕业，我们这一届迎来了征兵。那时的口号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上前线打仗不好说，但复员后回sh分个好工作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可以逃避上山下乡。所以大家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纷纷表决心，献忠心，决心书铺天盖地，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我和德明更是亢奋，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热血沸腾，磨拳擦掌，尽忠报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就差一点咬手指写血书了。
但无情的现实给了我们当头一棒，粉碎了我们强烈美好的愿望，我一头栽倒在体检第一关(眼睛有点近视)。德明虽然过关斩将，但全班一个名额怎么轮得到他。丽华说他文化关没过，德明不服气，说凭他肚子里这点墨水，到部队里当个团参谋、文化干事绰绰有余。最后，福民戴上了大红花，把大家羡慕得要命，而他也激动得半死(他是硬挡插队)。福民根正苗红觉悟高，身体又棒，深得老师喜爱。
中学毕业时，按我的条件，我被分到了崇明农场。一开始，谁去农村插队，学校还上门敲敲锣鼓家生(什)，在门上贴一张大红喜报。可那不是什么喜事啊，在北火车站，每天都有哭得死去活来的人。所以到我们分配时，锣鼓不敲了，红喜报自己带回去，贴不贴随你的便。发下来的这张红喜报我就一直珍藏着。
阿婆知道后，就到学校去吵，说她是孤老太一个，她从小把我带大，相依为命，将来要靠我生活。
这样，我被留在了sh分配在一所半工半读技校读书，学做女式服装。毕业后分在徐家汇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上班。
七八年夏天暴雨成灾，晒台上积水，阿婆不小心滑倒中风了。她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这期间主要是吴妈(张妈搬走了)和弄堂里的阿姨大妈轮流照料，给阿婆烧早饭和中饭，擦洗。晚饭则由我负责。海伦还来信督促我要照顾好阿婆。
不知哪一天，阿婆竟拄着老爹留下的拐杖，慢慢能起床走动了。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只见阿婆一个人坐在后门等我。从那以后阿婆就这样天天晚上等我回家，我不回家她就不吃饭。听老人说阿婆有点老糊涂了。这样过了没多久，阿婆又从楼梯上摔下，当场就不醒人事，被人送到了医院抢救。等我赶到医院，阿婆已说不出话了。见了我就不停地张嘴，我知道她是呼唤海伦和我，她舍不得抛下我们啊。阿婆当晚就离开我们了，海伦和我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她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了。自从我妈在医院生了我之后，这二十二年我一直和阿婆住一起，我早已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外婆了。我心痛啊。
工作后不久，我在徐汇四中考试并取得了所谓的高中补发文凭。两年后，我参加了全国高考，报考英语专业。当年就进入了sh师范学院外语系，成了班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学生。
大学毕业，我分到了一所sh大学的外语系任教。系领导十分重视培养我们年轻教师，送我到复旦旁听，并先后两次外出脱产进修，使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地提高，八九年我晋升为讲师。
九三年我成了家，不久就有了儿子。九七年，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举家技术移民英语国家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