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没有得到勤工助学的机会。学校里勤工助学的机会本来就很少，而希望得到勤工助学机会的同学又太多。李官胜又不知道要主动向朱老师和其他老师反映自己的困难和需要，以为大学老师也会像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一样，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只是写了一份申请，没有专门找朱老师当面作出声情并茂的口头说明，更没有向班干部们反映情况，所以勤工助学的好事自然轮不到他。

于是，他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外出打工挣钱了，他有时甚至逃课出去打工。他断断续续地做过家教，但由于口音问题，他几次做家教的时间都不长，后来就干脆不做了。所以，他更多的时候，是到搬家公司当搬运工，到建筑工地打零工，到火车站、汽车站当挑夫，还踏过一辆用20元钱买来的破单车送过纯净水，他甚至还帮同学洗衣服。他所挣的每一分钱都有血有泪。幸好他的个子够大，只要吃饱了，有的是力气。但他有时候连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甚至一天只吃两个馒头就自来水──在学校里，连白开水也是要收费的。尽管从青山大学的任何一个水龙头里流出来的自来水都不是直接饮用水，但为了省钱，他只能喝自来水。

李官胜的打工生活，不但需要大量的时间，还消耗了他的大量体力，也很快地消耗他的衣服鞋袜，甚至直接影响到他的学习和身体健康。他的衣服更旧，鞋袜更破，甚至在寒冷的冬天里，他的脚指头也不甘寂寞，也要出来看看雪。用江秀莲的话说，这叫做“开口笑”。这个“开口笑”中，虽然有一个“笑”字，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笑得出来，反而让人有想哭的感觉。

无论多么困难，赵官胜从来不忍心主动问家里要钱。倒是父亲和姐姐们深知他的为人，经常主动给他寄钱，常常救了他的急。李官胜不相信眼泪，但眼泪却常常流到他的心里。

刚开始，他也像上小学、中学时代一样，埋头读，上课时专心听讲，认真记笔记。那时候，他的笔记本经常被在宿舍里大睡和在教室里小憇、谈天说地、谈情说爱的同学抢来抢去抄，甚至拿去复印。后来，有办法的同学可以直接从任课老师的手中借到讲义复印，他就被认为是大傻瓜了，甚至有同学笑话他既不懂得玩、更不懂得生活，只会学习。慢慢地，李官胜也加入到得过且过的行列中，再无半点拼搏的念头，有时更是能逃课便逃课，考试前再拼上一两个通宵，倒也从来不用补考。李官胜有时候躺在床上也会想，这样过一天算一天，真对不起父母和姐姐们的期望，对不起小学和中学老师的鼓励，偶尔还会想起从小立下的当科学家的宿愿，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和遗憾，但这个压在心底下的想法总是一闪而过。毕竟，如何生存才是每一刻都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不出去打工，星星啊星星虽然很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李官胜常常想，要是自己早出世十几二十年就好了。听说那个时候，大学都是国家统一招生，大学生们可以公费读，不但不用交学费、住宿费、教材费，每个月还可以拿到几十元的助学金，基本上可以解决自己的日常开支。所以，那时的大学生都不用花家里多少钱，而且毕业之后由国家包分配，享受国家干部待遇。那时候的学生，只要考上了大学，就意味着有国家“包养”，从此终身有靠。现在读大学就完全不同了，招生规模年年扩大，学费年年见涨，整个社会的教育消费确实被彻底地拉动起来了。但对于他们这样的低收入家庭而言，送孩子读大学是一笔不菲的开支。父母的能力有限，除了勒紧裤带之外，每个学期开学之前还得低声下气地到处借钱给孩子做学杂费或者生活费，由此导致部分父母债台高筑。李官胜想起自己家里的泥砖屋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日常用品，父母和姐姐们节俭到不能再节俭的生活，他认为他的大学消费是天底下最奢侈的消费。后来，他私下与卫三宝谈到过这个问题，卫三宝说很多同学也这么认为。

事实上，对于像李官胜、卫三宝他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教育绝对不是消费，而是一种长期投资。

在学校读的时候，老师们总是语重心长地教育学生：好好读，学好本领，长大以后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这完全没有错。每个人都应该有远大理想，有这样的终极目标。可是，李官胜、卫三宝们的父母送孩子读的本意却是投资，他们有着比终极目标更为切合他们自己实际的目标。事实上，他们的父母送他们读，哪怕债台高筑也愿意支付他们高昂的学杂费这种成本，就是期待他们大学毕业后能够获取更大的净收益：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他们将来可以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甚至他们将来可以娶美女做老婆，或者嫁给有钱的帅哥，他们将来可以给父母和亲人更好的回报，等等。但是，如果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收入，他们父母的投入，恐怕就不能算投资，真的只能变成家庭消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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