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禾云青记事起，“家”这个字的概念便是一间充满了霉迹与油渍的昏黄小屋，小屋里常年堆放着搜刮来的饮料瓶和废报纸，一到夏天，屋内的味道便令人难以言喻。电线下垂吊着的钨丝灯泡常年开启——并不是不在意电费，而是小屋除了大门之外，只有一扇换气扇尺寸的玻璃窗，实在是连基本的采光都满足不了。

一言蔽之，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这间小屋再合适不过了。

然而这依旧是被禾云青认可的家——毕竟家中有母亲的存在。尽管经济拮据，母亲对他的爱却丝毫不减——像样的吃穿用品，母亲都会首先想到他。记得从小学起，每当放学他都箭步如飞地走在乡间野径上，只想早一点扑入母亲的怀抱——尽管他知道家里并不会有山珍海味慰藉他饥肠辘辘的胃。

“父亲”一次只是存在于脑海的虚幻概念。自从知道别人的家庭结构后他也曾有过好奇，正如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禾云青也问过“爸爸在什么地方”、“爸爸是干什么的”之类的问题，然而得到的答复永远都只有母亲一脸阴郁的沉默。既然没有父亲已是既定事实，追问反而会勾起母亲伤心的回忆，之后这种多余的提问再也没有出现过。

提到母子俩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以回收废品和母亲日以继夜地帮人做针线活为主。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昏暗的钨丝灯泡下，自己伏案在用旧报纸堆累而成的书桌前写作业，母亲则在一旁一针一线、小心翼翼地缝补着布料，时不时直起腰、缓一下疲劳的双眼。这种悄无声息在他人看来或许很压抑，而禾云青却认为是母子两人独有的生存模式。

即便过得清苦、即便时常受到同学嘲弄，有母亲在的小屋永远是他的归宿，对于生活他从未有过多奢望，然而命运却连他最后的些许安慰也要剥夺一空。

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傍晚，冬天的天色暗得很早，当他急赶慢赶地回到家时，发现屋内早已有两名身穿统一夹克衫的女士在母亲两侧正襟危坐，夹克衫白底红字，中心位置印着大大的“福利会”三个字，她们面容和善。而不知为何，母亲却像受到了天大的打击，龟缩在角落默不作声。

两位女士对他报以慈祥的微笑，不明就里的他懵懂地问了声好。

“这孩子，真懂事！”其中一位女士欣慰地说。

第二天早上，母亲破天荒地为他做了份丰富的早餐，还用蛇皮袋将他的衣服、鞋袜归拢在一起，甚至将他送去了学校。

在禾云青正打算跨入校门的那一刻，母亲突然叫住了他，她的双眼饱含泪水，使劲将他往自己怀里揽。

对于母亲这种反常的举动，过路的人们或侧目瞥上一两眼、或行色匆匆地擦肩而过，一派事不关己的模样。当母亲终于放开他，强挤出一丝笑容向他道别时，禾云青心中蔓延起了不祥的预感。

那天放学，正要赶回家的他被老师叫住了，素来以体恤学生自居的年轻班主任故作温柔地问道——

“你妈妈跟你说过新家的事吗？”

“新家？”年幼的禾云青很是诧异，“我们要搬家吗？”

“不是‘你们’，而是‘你’。”她露出圣母般的微笑，“从今天起，你便要离开妈妈，去一个更大更温馨的家庭里生活！”

“那妈妈去哪里？她不一起去吗？”

“妈妈还在她原来的地方，也就是你从前的家。”

禾云青心中认定的“家”只有那个凋敝残垣的破房子，他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晨还从中走出的那个“家”，到了班主任口中却成了过去式。

班主任欣喜地补充道：“今天晚上，你要跟随福利院的老师们一起回家——那里有更大的屋子、更新的文具，还有许多和你一样的小伙伴！”

或许是将他费解的沉默当成了暗自窃喜，班主任露出欣慰的笑容。她朝窗外点了点头，昨天傍晚曾造访过他家里的两名慈眉善目的女士便进入了教室。

“禾云青小朋友，接下来你就要和阿姨一起去福利院过新生活了，你高兴吗？”

禾云青扬起了头，他天真地问道：“为什么妈妈不一起去呢？”

“因为妈妈年纪大了，而福利院是给小朋友待的地方。”

“如果妈妈不去，那我也不去了。”

“那可不行，你原来的家庭根本不适合抚养小朋友，幸亏你的班主任老师及时向我们反映情况，我们才知道，原来这里也有一名等待帮助的小朋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是在三名成人的不断劝说甚至是威逼利诱、以及禾云青歇斯底里的哭闹拉扯中度过的。最终终结他竭力反对的契机是其中一名福利院员工吼道：“你妈妈都同意了、你还犟什么！”

哭喊至喉咙嘶哑的禾云青难以置信地抬起了头。福利院员工见有了成效，忙补充道：“你妈妈自己也说，把你交给福利院才是最好的选择，她还让我转告你，让你务必听老师们的话。”

不知是由于虚脱还是震惊，他感觉自己的目光逐渐失焦、神志也变的恍惚起来，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发现那个身穿白底红字夹克衫的女人已夺过他手中的蛇皮袋，扔到了垃圾桶旁。

“那是我妈妈给我装的，里面是我的东西！”他最后一次作出了抗争。

福利院员工用伪善的仁慈强作温柔说道：“这些东西福利院里都有，比妈妈准备的还要新好要好！”

事后回想起来，他的抗争仅持续了一小时便结束了，也不知母亲那边的情况如何——当晚她是如同往常一样在逼仄昏暗的小屋中缝缝补补、还是以来洗面，哀叹自己为人父母的失职呢？总之，母亲当时的心境禾云青再也无法知晓了。

之后十年的生活令他不忍细细回忆，福利院里到处是像他这样来自单亲贫困家庭、甚至是父母双亡的孩子。条件设施虽然比原生家庭好得多，不过老师们只把教育当做维持生活的途径，仅最低限度达标即可。对外宣传的人文关怀之类是不存在的，若不是有明文规定，他们的冷言风语势必会上升至拳打脚踢。

在那段只能与同病相怜的孩子互舔伤口的黑暗时光，他唯一的慰藉就是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四，能够获得母亲探视的机会。母亲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次试探，每当那天来临，两人都会暂且抛下生计的苦恼，将自己伪装成一副过得很好的样子，轮流交替着强颜欢笑。

从为数不多的交谈中，他获知母亲并非自愿放弃他的抚养权，而是福利院方主动判定她并不具备抚养资格，而生生将自己从生母处夺走。为了夺回禾云青的抚养权，母亲又兼了好几份工，每一次与他相见都比一个月前憔悴了些许。尽管如此，由于学历和技能的限制，她依旧徘徊在勉强度日的合格线上。